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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張扣扣案的思考

  • 作者: 陳承凱
  • 来源: 古榕樹下
  • 發表于2019-08-12
  • 閱讀143670
  •   你說你公道,他說他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近期,隨著張扣扣被執行死刑,該案又傳得沸沸揚揚。我帶著好奇心查看了1996年陝西省南鄭縣對王正軍故意傷害致死人命案的判決書和張扣扣案中的兩份公訴意見書,發現了一怪、一錯、一偏、一袒。


      1.一怪:法院對正當防衛者重判而無人發聲。


      九六年判決書寫道:“經審理查明:汪秀萍(張扣扣之母)過往與被告人王正軍之母楊桂英關系不睦。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十九時許,汪秀萍路過被告人王正軍家門前時給王的二哥王富軍臉上吐唾沫,引起爭吵後被告人王正軍聞訊趕到現場,也同汪秀萍爭吵並撕打。汪秀萍遂拿一節扁鐵在被告人王正軍的左額部及左臉部各打一下,王正軍即撿一木棒朝汪秀萍頭部猛擊一棒,致汪倒地後于當晚二十二時許汪秀萍死亡。”判決書還寫道:“被告人王正軍辯稱:當時在現場,由于死者汪秀萍拿鋼筋扁鐵打我,我出于阻止和義憤才還擊了汪一棒。”


      筆者納悶:王正軍何罪之有?王正軍的行爲分明就是純粹的、正宗的正當防衛啊!我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爲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産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爲,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況且,是汪秀萍先用“鐵器”行凶兩下,王正軍才用“木棒”“阻止”一下,根本不存在防衛過當的問題。這樣一個超標准的正當防衛,當時的法官憑什麽判他七年有期徒刑?重判七年的依據是什麽?難道當時的法官面對一個無罪的未成年人就那麽沒有絲毫的憐憫嗎?


      這件事已經夠蹊跷了,但是更蹊跷的事還在後頭呢。案件宣判後,按說檢察院應該及時發現並提起抗訴才對啊,可是檢察院並未提起抗訴;張扣扣殺人後,漢中人民法院當然也會審理九六年的判決是否公道,結果也未發現這個問題;高級人民法院在二審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審核死刑的時候,仍然沒有發現這個問題。這就奇怪了,正當防衛是法律上的常識問題,我一個老百姓都看出來了,難道各級法官、檢察官突然對正當防衛問題都不敏銳了?尤其最蹊跷的是,無罪的、實施正當防衛的王正軍及其家人不但不上訴,還老老實實地去服刑。你說奇怪不奇怪。


      既然奇怪得使人看不清真相,人們就有理由這樣懷疑:


      二十多年前,王家與張家素有不睦。一天汪秀萍路過王正軍家門前,看到王正軍的二哥王富軍,先是往地上吐吐沫,表示對王的惡心,王也不是省油的燈,便罵了一句。于是兩人便吵起來,以致發展到往王富軍臉上吐吐沫。王正軍聞訊趕到現場,也同汪秀萍爭吵並撕打。被群衆拉開後,已經平息,王家老爺子出來吼道:“打死她,打死我去償命!”于是未成年的王正軍,不知輕重,聽到老子的吼令,拿起杠子就朝汪秀萍的頭上砸去,汪秀萍不治身亡。王正軍被公安局帶走。王家一邊處理張家的後事,一邊爲王正軍獲輕判斡旋。王家大公子是副鄉長,在當地有一定的人脈,通過各種關系打通了法院、檢察院的關節。爲這事究竟花了多少銀子,不得而知。承辦法官得到輕判指示後,便暗示王家誘使村民做僞證,教給王正軍如何口供。王家有錢請了兩個律師,而張家一個也請不起。兩個律師和法官、檢察官都是精通法律的人,共同忽悠少文化、不懂法的張家不是小兒科嗎?但是他們怎麽也沒想到,竟然把個故意殺人犯包裝成一個正當防衛者卻渾然不覺。包裝完成後,王正軍僅獲七年刑,王家在經濟上基本上僅承擔了張家的燒埋費。張家遠不如《紅樓夢》上“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中的馮淵得的銀子多。


      2.一錯:應對王正軍認定爲故意殺人罪,


      該判決書非常明確地認定:“王正軍即撿一木棒朝汪秀萍頭部猛擊一棒,致汪倒地後于當晚二十二時許汪秀萍死亡。”“經法醫鑒定:死者汪秀萍系鈍性外力所致顱腦損傷而死亡。”大家想一想。一個已滿十七周歲的小夥子,用木棒朝人的“頭部”“猛擊”,通常會産生什麽後果。已逼近成年的王正軍當然明白這種後果,並且用“猛擊”的方法積極追求了這種後果,最終又的確發生了這種後果。這不是故意殺人又是什麽?王正軍使用的殺人工具是“木棒”,雖然不如刀槍厲害,但也足以致人死命。選擇的部位是“頭部”;殺人的手段是沒有節制的“猛擊”;對被害人沒有采取保護措施;行爲完成後沒有積極搶救;兩家積怨過深,以至于見面就厮打。夠了,難道具備這些條件還不足以認定是故意殺人嗎?


      該判決書沒有寫出一條只應認定故意傷害而不應認定故意殺人的事實根據。該判決書所認定的“王正軍在犯罪時尚未滿十八周歲,且能坦白認罪,其父已代爲支付死者巨額喪葬費用,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對引發本案在起因上有一定過錯責任”等情況只能作爲從輕的依據,不能作爲認定犯罪性質的依據。如果這類從輕情節也能當作認定故意傷害而不是故意殺人的依據,那麽,世間所有具備從輕情節的殺人犯都可以按故意傷害判決了。如果張扣扣也說自己僅是故意傷害而非故意殺人,理由是王家殺母在先;自己能投案自首等。這雖然是狡辯,但你法官有什麽理由和資格反駁他呢?因爲人家是按照你的邏輯抗辯的。


      3.一偏:檢察官否定張扣扣爲母報仇的觀點過分偏執。


      《張扣扣案公訴意見書》不厭其詳地表述了張扣扣的“生活經曆”和“心理活動”,說他工作如何不順利,如何掙錢難,如何被傳銷所騙。說這些與案件沒有關系的瑣事是爲了什麽呢?原來就是爲了證明:張扣扣殺人並非是由于當年判案不公而殺人,而是由于其遭遇了掙錢難且受騙這類生活挫折而殺人。


      可是,張扣扣所遭遇的挫折並不止于掙錢難,他十三歲時就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被人打死,這算不算也是一種挫折?張家屢次上訪,涉訪官員違反信訪條例的規定,沒有依法按時處理、回訪、解釋,這算不算一種挫折?殺母凶手只服三年多刑,張家只得一千多元的賠償、王家從未說一句道歉的話,這算不算一種挫折?這些挫折哪一項不比掙錢難厲害?這麽大的一些挫折尚且不能激起張扣扣報仇,而其遭遇的掙錢難、受騙這類小挫折反而能使他殺害與其掙錢難無關的三條人命,這合乎情理嗎?難道檢察官都覺得母親被殺無所謂、掙錢受挫必殺無辜才正常嗎?如果張扣扣真的是這種心態,那麽他肯定有精神病了,既然有精神病,爲什麽法官還拒絕爲其做精神鑒定呢?實事求是地說,張扣扣爲了報仇去參軍鍛煉身體,爲了報仇不娶妻生子,他知道他要報仇就不能給老婆孩子帶來幸福。他殺人百分百地是爲母報仇。法官檢察官不能爲了撇清那點責任,就挖空心思去詢問人家曾經在生活工作中受過什麽挫折並記錄在案,以期作爲他殺人動機的證據,從而扼殺他爲母報仇的本質。張扣扣連殺三人,已經屬于罪大惡極,雖應嚴懲,但仍不應亵渎隱藏在其罪惡背後的人性。否則,我們的法律就過分任性和偏執了。


      4.一袒:檢察官袒護王正軍的迹象明顯。


      《陝西省人民檢察院張扣扣故意殺人、故意毀壞財物一案出庭檢察員意見書》記載:王正軍有五個有利情節:“一是張扣扣母親先向王富軍腳邊吐口水,後又朝其臉上吐口水,系該案事端的挑起者;二是張扣扣母親接過其女遞過來的扁鐵擊打王正軍,是首先持械的傷人者;三是王正軍是在頭面部被張母持扁鐵打傷流血後,才從現場撿拾木柴棒擊打張母頭部,屬于突發事件中的臨時起意;四是王正軍擊打張母僅是一棒,之後再無繼續實施加害行爲;五是王正軍當時年僅十七歲,屬未成年人,依法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上述事實和情節,既是原判認定王正軍構成故意傷害罪而不是故意殺人罪的事實依據,也是依法對王正軍從輕處罰的主要理由。根據我國法律規定,認定犯罪必須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王正軍主觀上不具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客觀上僅實施了擊打一棒的傷害行爲,原判認定王正軍構成故意傷害罪定性准確。結合被害人存在一定過錯、王正軍又屬于未成年人等事實和情節,根據1979年《刑法》的規定,判處王正軍七年有期徒刑的量刑並無不當。張扣扣及其家人聲稱原判定罪量刑不公的理由不能成立。”


      這段文字說明原判有三個錯誤:


      一是錯把王正軍的所謂五個有利情節當成認定王正軍構成故意傷害罪的理由。因爲這五個情節哪一個都不能成爲王正軍只能構成故意傷害罪而不能構成故意殺人罪的理由。


      二是這五個情節在定性時已經使用過一次,即因這五個情節的存在才將王正軍定爲故意傷害罪而不是故意殺人罪;而在量刑時再次使用這五個情節,即只判七年徒刑,從而使王正軍一步步減輕罪責,試問,這種同一情節反複使用的做法有法律依據嗎?


      三是將對王正軍不利的情節當成對其有利的情節使用。如把“王正軍擊打張母僅是一棒,之後再無繼續實施加害行爲”也當成了對其有利的情節。王正軍僅僅一棒就結束了一條命,只能說明其殺人的故意之決和殺人的手段之狠,這是認定其故意殺人的重要情節。按照檢察官的邏輯,只有王正軍在打死人後再繼續打屍體才能成爲認定故意殺人的理由,如果沒有繼續打屍體,就只能認定爲故意傷害。可是人家王正軍一棒就達到目的了,何必再費力氣?


      另外,檢察官在表述上也有兩點不妥:一是檢察官悄悄地將原判中的“猛擊”表述爲“擊打”,將原判中的“木棒”改爲“木柴棒”,用“木柴棒”“擊打”比用“木棒”“猛擊”輕多了。這說明檢察官已經知道王正軍該判故意殺人罪、不應判故意傷害罪,卻仍用這樣的方法忽悠張家和同情張家的大衆。二是檢察官說王正軍犯罪系“臨時起意”,好像只要是“臨時起意”就不是故意殺人。可是,你檢察官怎麽知道他這個“臨時起意”不是起的殺人的“意”?所以,檢察官認定的“王正軍主觀上不具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一語缺乏事實支持。如果王正軍打的不是要害部位,說明他僅是傷害;如果王正軍打的雖是要害部位但沒有打死,說明他用力有節制;如果王正軍打人後立即搶救,說明他對剛才的用力過猛而後悔;如果張王兩家素無積怨,只是偶爾發生矛盾,說明王正軍不可能産生殺人動機。只要具備這四個條件之一,就可以勉強認定其爲故意傷害而非故意殺人。可惜,原判決書中並沒有這四個方面的記載,可見,檢察官硬說“王正軍主觀上不具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也未免霸氣過足了吧。


      這段話偏袒王正軍的傾向不僅是明顯的,而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綜上所述,官方不能把張扣扣殺人的責任推得一幹二淨。筆者對該案資料了解得有限,也沒有對證人證言、詢問筆錄進行查看,可能有些看法不夠准確。但根據以上原判決書和兩份公訴意見書認定的事實,可以初步判斷,張扣扣殺人案是一起因司法不公引發的惡性案件。張扣扣固然罪惡深重,但官方仍不應將自己應擔的那部分責任一並讓張扣扣擔走。我們設想,如果當年對王正軍按故意殺人論,結合王正軍的從輕情節,也不過判十來年徒刑,刑滿後他才二十多歲,還能有不錯的人生,張家很可能就不會有報仇之心。可見,法律的公正是何等重要。


      公正是法律的靈魂,如果不公正硬說公正,老百姓當然說不過你,但他們心裏都有一杆秤。法律的勝利不在于你說得衆人啞口無言,而在于你說得衆人心悅誠服。


      2019/7/30


      本文標題:關于張扣扣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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